第一七四章 论法的精神（2/2）

，来减少犯罪的发生。

“而这一功能被重刑轻罪破坏了。当黔首做出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戒，就会导致预期和评价作用的丧失，由此便失去了充足的教育意义。

“更重要的是，此前昭法的普及，都旨在告诫少数人，而忽略了对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这，才是犯罪率无法显著下降的原因。

“因此法律非但对减少犯罪有用，而且有大用。只是被用错的方式而已。”

额，掌声呢？

看来是没有了。

扶苏略有遗憾，看了看落针可闻的大殿，再扫了眼哑口无言的熊启与胡亥，决定结束这最后一回合的较量。

“昌平君以为如何？”

熊启当然没有回答，代替他的，是被扶苏一番法理学课程所折服的满朝文武，“公子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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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很确定，这场辩论已经被证实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

但在彻底打倒对手之前，扶苏并不打算到此为止。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昌平君以商君之言拒我，不知可曾有读过这一段？”

语出《商君书·更法第一》，正是商鞅劝说孝公时与甘龙、杜挚二人辩论时说的话，旨在说明变法的必要性。

百余年后，同样成为扶苏用来推行新法时所用的理论武器。

实际上，无论是法家先贤，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的法术势三派，还是其后的集大成者韩非，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那就是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制度是能够通行万古而不变的。

与儒家的法先贤不同，法家的思想永远是在法后的，这也是为何大昭君臣都极为厌恶以古非今。

正如扶苏所言，因为有成文法典可依，昭人能够对未来做出预期，他们知道自己付出劳动可以获得收获，知道只要不违法，就不会被无缘无故地被上位者剥夺劳动成果。

这给了自古以来，各国人都从未有过的积极心态。

国人完全有理由相信，现在比过去更好，而未来也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好，因此回顾隐藏在神话传说迷雾中的那些上古田园是毫无意义的。

昌平君明白，堂上的众位公卿也明白，扶苏这是在用熊启一直引以为武器的商君法度来反过来攻击他自己。

然而就如他没法说先惠文王错了一样，他同样没法说商君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