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一切早已注定（2/4）

特权阶层不断膨胀并疯狂攫取国家财富，沉重的社会矛盾让立国仅仅数十年的大宋提前进入了白病缠身的暮年状态。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实施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仅仅是微小的政策调整，就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极力抵制，最终惨淡收场。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靠压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因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而大宋这种畸形政体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丰变法虽然失败，本就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的新旧党争却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方主政必然尽废另一方之法，并驱逐对方所有朝臣。

赵佶改元崇宁，其实就是“靖中建国”的美好设想已经破灭了，新旧党争充斥每一次朝议，换谁也受不了，只能“崇宁”。

其人逐渐意识到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凌驾于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党争，皇帝也只是超脱于外的裁决者。

但经过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连番折腾，大宋皇帝已经事实上与执政派联成了一党，不再具有超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须乾坤独断，一意孤行！

当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亲自下场，必须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赵佶有谁？

其人开始频繁流露欲修熙、丰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邓洵武身为天子近臣，明白了赵佶的志向，趁机进献《爱莫助之图》以献，极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摇摆于两党之间，名声早臭了，还因为党附向太后，被亲政后的赵佶贬斥过。

但道君为了自己的大志，还是决意启用其人。

先拜尚书左丞，随即又取代曾布为右仆射。

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数十载，阅人无数，早练就了一双识人慧眼，自然能够分辨皇帝这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

其人当即顿首谢恩，表示愿为天子尽死。

未过多久，道君便进蔡京为左仆射，开始了这对君臣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与斗争。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击。

但其遭遇与数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打压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吸血虫，从他们手中夺取财源用于富国强兵，以挽救大宋不断衰败的命运。

因而受到旧党或者说利益既得群体的抵制、污蔑、弹劾再正常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