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课 文化专制下的沉闷（1/3）

余秋雨：

我们在前面为宋代和元代说了不少好话，这与传统的历史观念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番相反的文章了。

由于时间近，资料多，人们对明、清两代的事情了解得多一点。写书、演讲、拍电视剧，也常常以明、清故事为题材。社会上经常会遇到一些“名门之后”，不管真不真，说起来也都是明、清两代名臣或名士的“余荫”，却很少扯到唐、宋。结果，一来二去，明、清通过大大小小很多渠道渗透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少年轻人也只从明、清来了解中国历史。

这种情景，在我看来，是悲哀的。一个古老文明必然会承受时间的筛选，但是筛选可分为“正面筛选”和“负面筛选”两类。这两种筛选，与社会阶层的高低并没有关系，请看中国普通的百姓也都知道屈原和李白的重量，而那些明、清时代的宫廷烟云，反而是一些文化人在翻弄。

中国文化在明、清两代，也有不少成果，但就整体而言，创造势头严重减弱。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种“同质文化”已经繁荣了太久太久，其间的优秀人物已经涌现得太多太多，免不了元神耗散、精魂衰退。它本来应该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转型。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文化还没有出现这种转型的契机。因此，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个原因是，自朱元璋开始，实行了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文化专制主义，典型事例是“文字狱”。乍一看“文字狱”并不普遍，但它却构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惊吓。朱元璋在文化上的自卑转化成了对文化人的鄙视和防范，“文字狱”正是体现了这种心理。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指控其实并不相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故意“找碴”。在这个过程中，他纵容和鼓励了那些以告密、毁人、上纲上线为职业的文化打手。这场灾难延续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再加上无限夸张的“科场案”，充斥着狰狞和血腥。在这种气压下，文化创造怎么谈得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终于从中世纪的长夜中醒来了。由于长夜太长，他们对黎明的呼唤反而特别深刻。于是多头并进，把欧洲全面推向进步。中国则相反，一直没有长夜的体验，因此也没有黎明的兴奋、觉醒的震撼、诀别的思索、转型的勇敢。虽然明代在国力上还是世界领先，很多方面堪称不错，但在方向上却已一步步走向保守、停滞、封闭、自满、狭隘、僵化。清代前期改变了某些统治方式，却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这一势头，结果只能被欧洲比下去。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古代的“好日子”，大体已经过完。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将会遭受深重的世界性痛苦。

因此，我还要大家讨论一下明、清两代在文化上的衰势。这很重要，直接影响到现代。

刘璇：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秋雨老师所说的“文字狱”，当时因言获罪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徐述夔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在他死后遭剖棺戮尸之祸，还被满门抄斩，故交都被牵连。翰林官庶吉士徐骏的父亲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雍正八年，仇家揭发徐骏把“陛下”写成“狴下”，还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于是就以“大不敬”罪被斩立决。面对这些荒唐的惨剧，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两句，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字狱太厉害，很多人写书不过是为了讨生活、谋俸禄。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很可悲的。

吕帆：

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此后较长时间，道教、佛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明清时代，佛、道两家已少有创获，儒家也渐归沉寂。特别是八股文的流行和官方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使得整个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