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课 一群疲惫的文学大师（1/3）

余秋雨

唐代文人最为自由，只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使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杰出的文人常常会担任重要的官职，面对社会接连不断的动荡，他们似乎早就有多种思想准备，包括捐躯，包括毁灭。

我前面说过，宋代空前绝后地把一些最高等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最高等级的行政职位上，这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遇到过的“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对于这个题目，我本来觉得可以轻轻放过了，但昨天一想，还应该再谈论几句。因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范例。

让顶级文化大师担任顶级行政职务，这个历史现象，你们平时想过没有？对于这几个文化人，你们有什么印象？

罗璞

就说王安石吧，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两句，就已经可以确定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了，但他的历史名声主要建立在行政改革上。王安石变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变法在世界历史研究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忽略。

吕帆

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我们姑且称他为保守派吧。另外，司马光也是非常厉害的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我至今还没看完呢。而相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

这样的顶级文人一旦从政有一个共同特点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非常固执，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结果各种矛盾就因他们而更加复杂了。

范仲淹想在原有的官僚体制里进行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吸取教训，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地方财团非常恼火。要全面执行这些法令，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后又不支持他，过一阵想想不对，再去支持他。王安石就这样被折腾来折腾去。

对于司马光，我们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保守派。司马光知道宋代的问题很大，但正因为大，就更要“守常”。他认为，对已有的结构不要变动得太激烈，避免让整个社会产生心理危机，加剧动荡。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于是两方面的对立就产生了。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几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过，后来完全是因为在革新观念上的差异而成了“政敌”。但是，两方面都不存在要把对方消灭的意图，这就是君子之争。但不幸的是，他们同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身边都有一个极被信任的小人，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边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司马光身边的那个人比较有名，就是蔡京。这两个小人把事情全搅浑了，把变法变成了两个人的情绪争斗。双方都无法实施自己的